原创 连俊翔 范宏瑞 上观数据
正月初一，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里输给越南队三比一，不过几天后，女足在亚洲杯赛场逆转击败韩国队，时隔十六年再次赢得亚洲杯冠军。
经过一番比较，公众开始关注男女运动员的待遇区别，网络传言中，女子足球员的年收入大约只有男子足球员月薪的一半，两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达到了数十倍。
事实果真如此吗？
女足收入相对较低是全球现象
相较于中国男足而言，中国女足的收入相对较低。
据《德国转会市场》中国区负责人朱艺在相关报道中讲明，中国女子足球国家队成员的年收入依据其所属队伍的差异而不同，现阶段大致分布在十万元到百万元（税前）这个区间内，年收入税前超过两百万（人民币）的情况极为罕见。
中国女足的核心球员王霜，在天津队效力期间，年收入大约是一百万元人民币；到了2018年，她转投法甲顶级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年薪却大幅度减少，只有五十万元人民币上下。
相较之下，中国男足的年薪要高得多。
依据2019年的一项全球体育报酬统计，中超联赛运动员的普遍收入约为八百万元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十一位。另外，早些时候，广州恒大的国家队成员的年收入曾达到两千万元或三千万元人民币。
此外，一些外籍球员的年薪相当可观。依据某杂志2020年的披露，艾克森的年薪高达8400万元人民币，折合日薪为23万元，三天所得就超过了王霜的年收入。
不过，女足收入相对较低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
《福布斯》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巴西的足球前锋内马尔年收入高达4380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七项顶级女子足球赛事里所有参赛女运动员的年度总收入合计；同时，澳大利亚的前足球名宿蒂姆·卡希尔在2016至2017赛季的收入为370万美元，同样超过了当年参与澳大利亚女子足球联赛的181位女性运动员的总收入合计。
麦考瑞大学教师基思·拉斯伯恩进行了统计，2019年男女足世界杯奖金总额的差异非常显著，具体数额高达3.7亿美元。
影响收入的主要是俱乐部的营收
相当一部分网民觉得，源于国家层面对于女子足球的不够重视，才造成男、女足队员在薪酬待遇上形成巨大反差。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准确。球员的报酬绝大部分依靠他们所效力的俱乐部提供，而女子足球俱乐部与男子足球俱乐部的年度营收之间存在明显差别。
依据国际足联在2021年5月公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FIFA - Women's 》，以下简称《报告》）文件，中国女足俱乐部的平均年收入为110万美元。这一数字约合人民币700万元。此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
全球女子足球协会会员单位的普遍收益为五十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三百一十八万元），百分之六十六的会员单位收益不足三十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一百九十万），收益突破一百万美元的会员单位也仅占百分之十三（约合人民币六百三十六万元）。
早在2016年，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收入就高达4.4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女足俱乐部平均收入的六十多倍；到了2018年，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收入进一步增长到6.87亿元。
商业市场才是关键
导致男足和女足俱乐部收益出现显著差异的因素众多，其中核心环节在于商业运作。
《报告》表明，中国女足俱乐部每年的平均收入达到110万美元，这个数额由多个渠道构成，包括赞助商的资金、协会的拨款、比赛奖金、节目制作费用以及播放收益等，其中，来自赞助商和协会的部分占据了绝大部分，分别占总收入的比例为42%和26%。而赞助商的投入本质上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只要某个项目具有足够的关注度，就会吸引商业上的赞助。
相比男足，女足的发展时间较晚，大众关注度并不高。
首届男子世界杯于1930年7月拉开帷幕，彼时共有来自三大洲足联的13支球队参与角逐；而首届女子世界杯则迟到了将近五十年，于1991年11月在中国举办。由于起步较晚，与男子足球相比，女子足球的注册球员数量相对较少，在竞争层面也不如男子足球那样白热化。即将举办的第二十二届男子足球赛事，将有三十两支队伍参与角逐，而女子足球赛事在二零一五年才初次达到二十四支队伍参赛，需等到二零二三年男女子赛事的参赛队伍规模才会相等。
关注程度方面，依据国际足联统计，2018至2019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联赛每场比赛的平均到场观众只有1840名，而观众人数最高的美国职业联赛每场也未能超过8000人。
相比之下，那年的中超联赛场均入场人数为23464人，这个数字是女足联赛单场最高上座率的整整两倍。
女足俱乐部受关注程度有限，导致其在转播版权收益和赞助方面，条件远逊于男足俱乐部。
2015年体奥动力以五年八十亿元的价格获得了中超的独家转播权，中国足协是中超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三十六，五年内预计能赚取十亿元；同年乐视为女超联赛转播提供赞助，承诺的金额是五年一千二百万元，这个数额明显低于中超俱乐部单赛季的转播分成收入。
足球协会在品牌合作方面得到众多顶级企业的鼎力相助。运动巨头每年支付的上衣冠名费突破1亿元；保险巨头为中超赛事的冠名权投入资金介于1.5亿到2亿元之间；不仅如此，中超赛事还吸引了十几家企业参与赞助，依据商业研究机构的统计，二零二零年，中超赛季的总赞助金额始终在3.08亿元左右，牵涉到十三个不同的经济领域。
而相较之下，女足的赞助商屈指可数。消息透露，女子足球的支援单位可以分成两种群体，第一种由耐克、蒙牛、中国平安等十个机构组成，被称为“中国之队合作伙伴”，虽然看上去单位不少，但这类支援主要提供给足协的七支队伍，并且与男子足球团队的关联更为密切；第二种则是“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合作伙伴”，现阶段只有“人人车”和“小红书”两个公司，并且它们都是在2021年7月才与中国女足达成了合作意向。
中国男足的“泡沫经济”
中国男足与中国女足的年薪差距，确有合乎情理的方面，然而必须承认，男足的收入确实存在虚高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前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金元足球”现象所致。
“金元足球”是一种不计代价，用巨额资金聘请国内外顶尖球员和教练，以财力建立一支顶级足球俱乐部的做法。根据相关数据，2008年整个中超联赛的薪酬总额达到4亿人民币，平均到每个球员，年薪大约是73万元。此后，各大俱乐部纷纷增加投入，从海外大规模引进外籍球员。俱乐部在2010年以后不断加大对外援的支出，2012年这项费用为3453万欧元，到了2017年，用于引进球员的资金增长到4.03亿美元，较2012年几乎增长了11.5倍。与此同时，国内球员的薪酬待遇也显著提升。
这种不正常的进步方式最终无法继续下去，疫情发生以来，众多球会的财务困境都明显显现。比如，2021年2月28日，去年刚赢得联赛冠军的江苏足球队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所有球队的运作，并正式宣告解散，这在中国的职业足球发展历程中尚属首例。
2021年3月19日，中国足协负责人陈戌源接受访问时坦言，国内足球因虚火旺盛，存在实质崩盘风险，俱乐部年支出常达数亿至十数亿，堪称全球孤例，其投入规模远超日本职业联赛，本土球员薪酬更是日方同级别选手的十倍，各方均感负担沉重。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足协在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公布“最严格薪酬控制规定”：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三赛季，中超各俱乐部每年度的总体花费上限设定为六亿元；中超本土球员的最高年薪为税前五百万人民币，外籍球员的最高年薪为税前三百万欧元。
受限于投入上限和薪酬控制，2020年冬季转会窗口被称作交易活动最为沉寂的时期，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整体花费降到了2011年时的程度。
男子足球机构慢慢恢复常态，女子足球队伍因为亚洲杯胜利赢得更多关心和帮助。三十日，中国足协中国之队合作商蒙牛公司拨付给中国女队一千万元人民币奖金；一日，支付宝宣布会对运动员发放一千万元人民币奖金，对指导组提供三百万元人民币奖金；另外，中国女队还能拿到亚洲杯的金牌奖金。
全球范围内，女性体育领域获得的资金支持比例偏低，不过德勤发布的《女性体育发展：迈向市场成熟期》分析指出，公众对于女性体育项目的兴趣正逐步增强，伴随观看人次与相关资讯传播量的持续攀升，女性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亦在持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