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职业足球俱乐部一样，受疫情给生计带来的影响，其生存处于面临险境的状况。在疫情的催化作用之下，年末时中国足球进行了类似壮士断腕的举措：极大程度地限制了球队球员的薪资，坚决地去除了俱乐部的企业化名号，竭尽全力地使用“最严厉”的新政，力求捅破中国足球的泡沫。
艰难重启
中国职业足球最顶尖赛事是中超联赛，原计划2月22日开打，经过多种复赛方案反复研判，直至7月25日才艰难重启，在防疫为先的政策准绳下，中超联赛经历了种种“变身”。
比如说，原本的主客场制转变为赛会制，16支球队被分组，在苏州、大连进行比赛，仅仅是第一阶段的小组赛，就需要66天，去完成112场的比拼；比赛规则跟以往的积分制不一样，第一阶段的积分不会带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多轮淘汰赛之间，也不存在积分上的关联。
中超为重启赛事制定了相当严格的防疫方案，给赛事设置了绝对的蓝色封闭区域，封闭区域里所有人员每月都要进行抗体检测，每周还得进行核酸检测，每支球队都设立了疫情预防联络员，所有快递物品经消杀后由专门的管家进行分发，球员一旦出现防疫违纪行为就会离开赛区……
联赛重启由近乎严苛的防疫制度保驾护航，然而，长达数月只能在“防疫闭环”中活动的球员，面临着高强度、超密集赛程带来的体能和心理上，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但体现为后期多数球队“伤兵满营”，还致使球员场上情绪失控的冲突局面频繁出现。
因疫情产生影响，本土裁判进行了本赛季绝大多数场次的执裁，然而在点球、红黄牌以及VAR介入等方面的判罚尺度，曾多次引发争议，中国足协公开表示本土裁判整体的执法水平，和国际高水平裁判相比较存在一定差距，之后邀请了两名韩国籍裁判。两名韩国籍裁判执法了半决赛、决赛、保级战、附加赛等多个关键场次，如此一来争议之声才渐渐减少。
本赛季因不再是积分决定胜负，故而出现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结果，天津泰达在小组赛 14 轮都未曾取得胜绩，还创造了中超史上最差纪录，然而仅凭第 16 轮的一场胜利就成为首个成功保级的球队，石家庄永昌在小组赛中曾逼平上港、国安，却因第二阶段表现不佳惨遭降级。
假如依照积分制作评判，历经20轮赛事过后，石家庄永昌获取22分，位居第11名，天津泰达仅仅收获12分，排名第16处于垫底位置，如此一来赛制的公平性难以避免地会遭受质疑。同样是转换为积分制，最终荣获冠军的江苏苏宁积累38分，而亚军广州恒大却积累45分，冠军球队的积分比亚军球队少，这种情况在中超联赛的历史当中也是极其少见的。
外战亚冠
在中超所采用的防疫模板状况之下，中甲赛事开展起来，女超赛事也开展起来，足协杯赛事同样开展起来，后期的时候更是邀请球迷进入场地从而赢得广泛且众多的称赞。最为值得被提及的一点是，有四支中超球队，经历了诸般的波折困难，前往遥远的卡塔尔多哈去参加亚冠联赛，它们是今年中国体育界里数量不多的前往海外去参加比赛的运动队 。
受疫情影响，参加亚冠是中国足球今年仅有的和其他国家球队交手的机会，这对中超四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 。不过，刚刚经历完超强负荷的中超联赛后便直接转场亚冠，广州恒大表现疲软 ，上海申花表现疲软 ，上海上港表现疲软 ，好在北京国安创造队史最佳晋级八强，可从中超球队的整体战绩来看这是近年来最差的一次 。
那种因疫情防控要求致使球员身着防疫服装乘坐包机来回奔波的情况，并非仅仅出现在亚冠赛场，“亚冠历险记”所涉及层面涵盖诸多。球员们在亚冠赛事出局之后，由于要等待包机的批复，从而滞留了好多天，一直到12月中旬才陆陆续续返回国内，而抵达国内之后还得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预计在明年3月将会开启联赛，俱乐部需要在1月就着手开始冬训进行备战，如此一来，剩余分给球员们用于休整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了。
尽管联赛重启，存在赛制方面的争议，存在判罚方面的争议，中超四强滞留多哈，也曾一度引发球员抱怨，但是不可否认，职业联赛的持续开展，有助于运动员维持竞技状态，有助于运动项目健康长远发展，在中国足球严格的防疫措施之下，比赛期间没有出现任何病例，中国足球的复赛经验吸引了亚足联前来“取经”，吸引了其他地区联赛前来“取经”。
自我救赎
同样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遭遇了险境，今年各级职业联赛当中，有16家俱乐部选择退出或者解散，投资人难以继续维持，支撑下来的俱乐部收入也出现了大幅的缩水，联赛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金元足球追逐时，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长期依靠企业输血，2018年其平均收入是6.86亿元人民币，平均支出为11.26亿元，平均亏损达4.4亿元 。
与此同时，球员薪酬畸形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薪酬比日本国内顶尖联赛平均薪酬高，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薪酬比韩国国内顶尖联赛平均薪酬高，中超球员平均年薪约是当年中国居民平均收入的160倍，日本顶级联赛球员平均年薪约是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8倍，韩国顶级联赛球员平均年薪约是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5.5倍。
表示限制薪酬的声音，很早就没有断绝过。在疫情起到催化作用的情况下，中国足球在年末做出“壮士断腕”这样的举动：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能超过六亿元人民币，一线球员单赛季薪酬不能超过税前五百万元人民币，外援年薪不能超过税前三百万欧元，与此同时，俱乐部还必须在新赛季去掉企业化名称，努力去培养足球文化 。
说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还质问难道我们良心已死吗，称金元足球侵蚀着健康足球的躯体，要坚决打破金元足球的泡沫 。
2015年，中国足协出台足球改革方案，2017年，又颁布了《2020行动计划》当前，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均仍未实现既定目标，2019年亚洲杯未能进入四强，世界排名也未能达到进入前70的目标，国奥小组赛惨败无缘东京奥运会，国青与国少队更是统统未能获得U20、U17世界杯决赛阶段资格，可见，也正是可以见得，中国足球系统性的落后依然未有根本改变 。
上周，中国足协发布了推进足球改革的进一步举措，为国家队设定了一个既简洁又务实的全新目标，男子国家队要力争达成亚洲一流水准，需全力做好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与2023年亚洲杯的备战工作，并且力求实现新突破。
然而，疫情之下的“最严限薪令”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因新政颁布，各大俱乐部必然会削减对大牌外援的引进，中超联赛的观赏性会打折扣，中超球队的国际竞争力在短时间内也会打折扣。中国足球的救赎是个复杂且艰巨的过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足球需要变革，变革也要朝着深水区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