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回到过去？

1月28日，埃及参议院批准了一项议案，该议案允许埃及武装部队部署到街头，支援警察维持治安，这种部署要一直持续到几个月后议会选举结束之时，才会停止。

1月26日，塞得港“足球骚乱案”宣判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这成为事情导火索，冲突致使至少38人死亡，超过415人受伤。1月27日，穆尔西总统宣布在塞得港、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三省市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宵禁时间自当地时间27日午夜起持续30天，在宵禁期间每晚9点至次日早6点，禁止行人不经许可上街。

去年2月1日，发生了“足球骚乱案”，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为什么能够造成如此大的动静呢，以至于在“尼罗河革命”胜利近两年后的当前，埃及街头竟然再次出现了军警跟示威者对峙、冲突以及流血的场景，就好像“革命”的往昔又重新回来了一样？

首先，所谓“足球骚乱”本就不仅仅是一场球迷间的冲突。

两支涉及事件的足球队当中，作为主队的塞得港埃及人队属于白领阶层的球队，然而作为客队的开罗阿赫利队却是草根阶层的球队，两队之间早就存有积怨。更糟糕的是，埃及人俱乐部注册会员里有穆巴拉克儿子贾迈勒、阿拉阿，还有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内政部长阿德里。而阿赫利队的球迷组织，也就是俗称“红军”的 ltras，差不多全是充满活力、斗志昂扬、对现实极为不满且无事可做的失业青年以及在校学生。并且和“尼罗河革命”最初的倡导者，“四月六日运动”以及后来的“青年革命同盟”，也就是所谓“广场派”有一定关联。后者在革命进程中充分运用了 ltras 的组织能力、人数优势以及球迷的勇敢热情。据说在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当中，ltras 和原本是“德比”对手的同城球队开罗扎马莱克队球迷团体结成了政治同盟。在埃及、亚历山大等地成为冲击关键部门、突破封锁线以及攻击、追打军警和“穆巴拉克走狗”的主要力量。几乎每一个“愤怒日”的街头运动、流血冲突中，都能看到“ltras 红魔”冲在前面的身影。

穆巴拉克倒台之际，那些自恃为“革命功臣”的 ltras，每每奚落昔日老对手之时，便又无端增添了一个“口头禅”，此“口头禅”竟是把对手贬损为“穆巴拉克走狗”。而当穆巴拉克父子先后被捕入狱，紧接着阿德里也被捕入狱之后，他们喊这个“口头禅”也就显得愈发起劲了。参与“革命”的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中，有相当一些人数较少，他们为此感到十分委屈，球队成绩与球迷人数都相差甚远，只能敢怒不敢言。去年2月1日的比赛在塞得港主场举行，主队以3:1获胜，气急败坏的“红军”按惯例大骂“穆巴拉克走狗”，这引发了主队球迷的报复，最终酿成球场血案。事件出现之后，“红军”以及那背后的“广场派”，因着对于“革命”以后大权交到他人之手、自身处境完全没有得到改善的这种不满情绪，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大规模的街头抗争行为、暴力举动，按照官方所统计的数据，在整个骚乱时期最少有74人失去生命、248人受到伤害，47人被抓捕，有非正式的消息表明受伤的人士达到千人以上。

在1月26日这天，“足球骚乱案”展开了第一次司法宣判，塞得港刑事法庭依据一审程序判定21名被指控者面临死刑判决。

就算预先已然料想到极大可能会出现状况，埃及当局那边做了周全细密的筹备，不仅额外增添了警力，并且特地将宣判的地点从塞得港转移至开罗，安置在了戒备极为森严的警察学院（也就是审判穆巴拉克父子的那个相同地点），然而宣判结果被传出来之后依旧造成了严重灾祸。

谈到这儿，人们不禁会问，在被捕的肇事者里头，埃及人队那一方球迷数量较多，塞得港出现骚乱这是不难想象的，可是为什么事态一开始会扩散到相邻的三个省市呢，接着又席卷了首都开罗以及北方的十二个省市，走上街头进行示威的民众超过了五十万，并且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下来呢？

人们更不禁要问，既然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足球骚乱案”，而原本当初启动的骚乱案是从两地球迷之间发生冲突起始的，那么为什么在此次街头运动当中，原本相互之间存在仇杀情况的两地球迷之间的冲突并没显得突出，相反的是，示威者却将矛头指向了穆尔西政府呢？

道理其实蛮容易理解的：就好比一年之前出现的那次球迷骚乱那样，究其根源来讲，关键在于政治方面牵扯出的诸多问题以及社会范畴内存在的一些状况，并非真正完完本本的足球相关问题就导致了那样的局面，那此次显现的街头暴力情况呢，其根源同样是在政治领域、社会层面这些地方，并非只是局限于判决本身这么简单，大多数参与示威的人走向街头，是借着这起案件所做出的判决这个由头，去宣泄他们内心对于现实状况的那种不满情绪，而在这些人心里认为，现实已然糟糕到令人失望透顶的程度，所以他们觉得罪魁祸首必然只能是那些当权的人了。

近两年过去了，现实却与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径庭。

众多分析所特别指出的是，致使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罗河革命”，其构成状况繁杂，然而最开始的起因在于社会性以及经济性的因素。在社会这一维度上，穆巴拉克这一家族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掌控着权力，其他的政治势力根本难以涉足其中。于经济层面而言，在革命发生之前，埃及有40%的人口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有18%的人口每日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处于15至29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高达15.8%，而且这些青年失业人口大多又集中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北方大城市当中。正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之上，存在着各路反对派，其中有以穆斯林兄弟会以及萨拉菲光明党作为代表的原教旨派，还有以世俗派知识分子和亲西方中产阶级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民主派，另外还有由“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团、学生组织以及底层事业青年作为主要力量的“广场派”，这些派别结成了统一战线，并且恰恰在关键性时刻，争取到了势力强大的埃及军官团，也就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支持，最终成功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然而，近两年已然过去。那现实，却跟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革命”发生之后的埃及，其经济状况，并不比穆巴拉克时代要来得更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态势。看，官方统计出来的失业率，居然高达12%。失业人口更是多达340万以上，相较于2010年的230万，增加了48%。青年失业率，更是高到了“无从统计”的那种地步。再瞧瞧，“革命”之前，有着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到了2012年底，就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蒸发超过了一半。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17亿美元，财政赤字占年GDP总值的10%。还有，“革命前”埃及的拳头经济部门是旅游部门，它提供了10%的GDP总值以及12%的就业岗位。在“革命”之前的一年（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是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是1480万人次，然而去年全年，旅游收入仅仅只有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仅是1050万人次。

由于局面持续动荡，致使外国投资大幅减少，法国《快报》经统计得出结论，埃及政府要想填补国民经济以及金融体系的缺口，需要110亿欧元资金，而这还是在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与“金主”，送出37亿欧元慷慨援助之后的情况，如今不但其他国家对援助埃及畏缩不前，就连两大“金主”也开始态度变得模糊而犹豫不决。在2012年时，埃及物价指数平均上升幅度为4.5%，然而平均工资却下降了11% 。

很明显，这所有种种，绝不是在“尼罗河革命”里，人数最为众多，能动性以及破坏性最为强烈的“广场派”，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失业者能够去接受的，他们当初迈向解放广场，其目的便是要改变那般糟糕透顶的前途与境遇，如今“革命”已然发生，胜利也已到来，然而等来的却是相同的，甚至是更为糟糕的际遇。

民主派同样存有不满，他们厌恶穆巴拉克呈现出的专制情形，厌恶军方于埃及政治生活里所拥有的支配地位，期望借由“革命”以及选举，构建起契合他们内心意志、能够促使自由派在埃及政治舞台上占据核心位置的世俗民主国家。“革命”胜利后，结果是原教旨的兄弟会，以及兄弟会的盟友萨拉菲光明党，与军官团达成了分权妥协，他们牢牢把控了从选举到制宪的权力，还握住了从政府到议会的各项权力，在这种所谓的“绝对权威”态势之下，兄弟会能够轻易地通过立宪公投，去制订以及修改宪法和选举的游戏规则，然而民主派却日益被边缘化，面对原教旨势力的步步紧逼，既在对抗上处于劣势，又在选举中难以胜出。

这一切致使，往昔同处一个阵营的“广场派”，还有民主派与兄弟会，走向了分道扬镳的局面，失落且失势的前两派，持续留在他们所熟知的解放广场以及街头，运用着常见的示威、游行、抵制等抗争方式，呼喊着与“尼罗河革命”时毫无二致的口号“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只是往昔被他们当作盟主的兄弟会与穆尔西，如今却变成了抗争的对象，往昔备受欢呼与鲜花簇拥的“人民子弟兵”，如今却与穆尔西政府、兄弟会谨慎地站在同一侧，将枪口、炮口指向街头的民众。

问题是，“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在哪？

穆尔西与其政府明显没什么法子，他们确实尽力安抚公众，持续推出各类福利补贴，还用劲说服外资以及外国游客回流，然而效果不佳；他们同样尽力缓和社会对立情绪，穆尔西在宣布宵禁之际重申“考虑构建民族团结政府”、“不针对任何派别”，还呼吁示威者与反对派和政府展开对话。可他们就是拿不出拯救经济、增加就业的办法，恰恰相反，持续慷慨发放的补贴“红包”，很快就会将本已几乎见底的国库掏空，到那时又该如何是好？

有着“广场派”之称的群体以及青年示威者们，他们陷入了没有办法的境地，缘由在于他们对于破坏颇为擅长熟练，然而在建设方面却并不具备相应能力擅长精通，可以喊出于社会公平合理层面的“要面包”口号，也能够喊出于就业机会层面的“要工作”口号，还可以喊出于对待社会应有价值和秩序层面的“要社会正义”口号，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清楚知晓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去获取得到面包以及工作就业机会，至于说到“社会正义”这一概念可就更加没有什么可以阐述说明之处可讲了，那就是像塞得港埃及人队支持者所认为的“社会正义”，恐怕恰恰正是开罗阿赫利队支持者心里面所认定的“社会邪恶” 。更让人头疼的是，进行示威这件事本身，说不定会致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塞得港处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键位置，还有另一个骚乱严重的地区苏伊士城亦是如此，苏伊士运河是埃及最后一个稳定且可靠的财源所在，而塞得港和苏伊士城又卡住了苏伊士运河的要隘。

主张民主的派别当然更是毫无办法可言：要是讲两年之前他们尚且存有胆量喊出“要进行选举”、“要实现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那么到了如今他们连这般胆量都不一定仍然具备，实际上他们已经抵制过好多回“一人一票情况之下”的选举以及公投，原因在于无论怎样去选最终都是他们会失败，胜出的其实是兄弟会——连自身都没办法挽救，还能够寄希望于去拯救埃及吗？

从1月29日清晨开始，开罗解放广场等敏感区域的态势好像有了一定程度的舒缓，走上街头进行示威的人员数量降低了，暴力以及流血的新出现的事例也是非常少的。

然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2月25日的时候，穆尔西会宣布下院选举日期，这个日期应该是在4月的某一天；到了3月9日，“足球骚乱案”剩余的52名被告将会进行一审的宣判。1月25日是“尼罗河革命”开始的两周年纪念日，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类似这样的“纪念日”会接连不断，而每一个这样的“纪念日”都有可能成为点燃新的骚乱之火的烟头。

更为要紧的是，社会上达成共识这件事遥遥没有期限，反对派已然拒绝跟政府开展对话，并且政府这一方也没有丝毫要进行原则性妥协的样子，然而“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却是对立的各方里头不管哪个派别，不管哪个团体，也不管哪个人，都没办法马上给埃及人民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