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萨德’时代中韩球赛：体育与民族主义关系引深思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韩的球场交锋和东北的失落。
3月23日晚，一场比赛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这场比赛是中韩之战。此役几乎致使全中国的球迷都屏息凝神，原因不仅在于，这是主帅里皮临危受命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并且这场比赛关乎国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出线的最后一丝生机，还在于，这是中国官方民间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展开大规模抗议之后，国足与宿敌韩国队的首次正面交锋。比赛最终的结果令所有球迷兴奋异常，在“赢啦赢啦”这般欢欣鼓舞的背后，还存在着“幸亏赢了”那种如释重负的情绪。由国家层面所举办的体育赛事，和民族主义情结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特别是在中国，先是有着“东亚病夫”这样的创伤性叙事，而后又出现了所谓“举国体制”的不当发展，就算是在体育已然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子依旧难以消散。
在间隔一段时长之后，有关东北衰落的报道会登上头条，或者在社交网络上刷屏，其中包括振兴效果不佳的老工业基地，过度採掘的自然资源，绝望且失意的下岗工人，从事喊麦的网络主播，海南的炒房团，春晚的小品，神秘的黑道，离奇的命案等，这些种种符号构建起我们对东北的想象。那些站出来讲述东北故事的东北人，以及我们生活里相熟的年轻东北人，大多已然离开了家乡，更多的老人、处于底层且无力离开的人们正同那片土地一道，逐渐丧失自己的声音，仅仅存在于他人的叙述里面。然而，身为看客的我们，或许从来都没有察觉到，他们的那种命运，极有可能正在我们自身之上重新上演。
萨德事件之后的时代里，中韩之间在球场发生的对战情况，关乎中国球迷文化发展历程以及体育层面的民族主义情感，。
3 月 23 日晚间时分，中国国家足球队于长沙主场以 1：0 的比分成功战胜了韩国队，从而保留住了世界杯预选赛出线的那仅有的一丝希望。因为“萨德”事件所引发的抵制韩国的声浪以及一些少部分个别的过激爱国行为，致使这场球赛在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然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众多武警戒备森严，以防出现意外状况发生。然而比赛解说员刘嘉远却在央视一档进行前瞻的节目里面，以开玩笑的方式建议球迷能够前往韩国队所下榻的酒店门口燃放鞭炮，“好比当过年一样，一整个晚上鞭炮都不要停歇，要让他们一直睡不着觉”。当晚，居住在同一家酒店30层的网友爆料，有球迷真照做了，凌晨两点起，楼下鞭炮十分钟放一次，对韩国队的惊扰效果不明，却惹恼了酒店其他客人，这种东道主以“盘外招”骚扰客队的行为，是随性恣意的球迷文化吗？是有损声誉的狭隘之举吗？体育与民族主义长期捆绑，又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待竞技的态度，怎样影响了我们欣赏比赛的心情呢？
国足主帅里皮
公会的文章《你不会喜欢文明的中国主场》对中国足球主场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回顾。该文章表明，中国并非未曾拥有过独特的主场文化，相反，中国队主场的文明程度往昔曾是举世无双，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70年8月16日，CCTV转播中国队与朝鲜队的乒乓球赛，一旦到了要呈现比分的情景时，镜头马上就被切换，解说员忙于介绍中朝友好邦交历史，整场比赛不播报比分，也不存在输赢情况，不管哪一方得分，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在70年代的篮球赛场上，不仅出现了不分主客、进球一律鼓掌的奇特文化，乒乓球也是如此。观众穿着整齐划一，有面色紧张的书记和指导员们保证观众席纪律。彼时体育是庄严的国家事业，所有比赛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只允许培养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不让各种自然生长的小团体认同有任何空间。
1985年5月19日，在中国于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里，以1比2的比分不敌香港队，进而失去小组出线资格之后，在北京工体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球迷骚乱，此事件成为中国球迷文化的分水岭。次日，官媒认定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其性质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然而，外界的看法与官媒恰恰相反，时任香港队主教练的郭家明确觉得，球迷骚乱不但是正常现象，甚至具有积极意义，象征了中国的开放程度。
从足球发达国家所具备的经验角度出发来看，若要构建起成熟的球迷文化，所依靠仰仗的乃是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巴塞罗那队能够保持长久的兴盛不衰，这与加泰罗尼亚地方区域一直以来所存在的分离主义情结是存在关联联系的。他们不但拥有专属的加泰罗尼亚语的队歌，而且还具备专门的“喉舌”性质的媒体《每日体育报》。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同样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认同，以至于那些带有强烈“地图炮”色彩的文章始终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但在大多数情形状况之下，这样的认同却并没有能够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紧密地系于一体。因俱乐部以及其冠名权会被整体打包售予赞助商，一旦赞助商商业策略出现变化，俱乐部便会迅即被转手卖给下家，进而迫使俱乐部更名，甚至在无人接手之时直接就地解散 。
举个例子，由上海申花队培育出了著名的“蓝魔”球迷组织，上海申花队虽历经数度易主且现已更名为“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 ，但仍保留着“申花”这两个字；他们曾经的对手上海国际队，先是变为“上海永大” ，接着变成“西安浐灞国际” ，再变成“贵州人和” ，如今成了“北京人和”俱乐部——一支中甲球队，而曾经引领中国球迷文化的“四川全兴”和“陕西国力”却已彻底消失不见了。
“蓝魔”球迷打出“只要申花，不要绿地”的标语
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渔于《中国体育民族主义简史》一文中表明，体育向来跟民族主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在中国近三十年里，体育民族主义也伴着社会历史的进展而持续展现成新的样式，80年代着重“走向世界”，关键在于自强，却并非排外，90年代再度回到“冷战”思路，从看重自强转至排外，关键在于内部的集体动员，21世纪营造出“天朝”心态，舍弃世界观，回归天下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扬眉吐气”成了在中国广泛盛行的关键词语，于体育新闻里频繁现身，除去乒乓球队在世锦赛当中有着杰出表现之外，中国在排球、足球等“体积较大球类项目”上实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也令全国上下惊喜万分，伴随中国男足依次战胜几支亚洲实力强劲的队伍，那种被“判定失去国家队资格”的忧虑渐渐演变成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突破亚洲范围、迈向世界舞台”。并且女排的“连续五次夺冠”，进一步掀起了一阵学习“中国女排精神”的热烈浪潮。在文革时期呈现的是“全民皆兵”景象，到了80年代则演变成了“全民看球”，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便从斗争之处转移到了体育上面，这同样是“拨乱反正”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女排“五连冠”成员
九十年代时，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得以广泛流传开来，在中国内部，民族主义从内向型转变成外向型，还从自强偏移为排外，1994 年，代表日本的小山智丽先后战胜邓亚萍、乔红从而夺得亚运会女单金牌，小山智丽原名叫何智丽，是曾经的中国女兵队员，后来远嫁日本随夫姓改成小山智丽，小山智丽的“改旗易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观众的神经，她一时间变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90年代时，中国体育事业存在着最大的挫败情况，那是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遭遇失败。在面对梦想破碎的状况下，国内媒体一方面运用悲情叙事方式，把失败归结为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合围；另一方面采用巫术疗法，声称巫师有预言说悉尼无法顺利举办奥运会，最终还是要北京接过主办权。
中国痛失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
假设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能讲那个时候中国体育打的旗表明的奋斗目标系“奋力越出亚洲范围致使奔赴向于广阔世界”，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鉴于成功地举行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这一情况，“在中国处于主要核心且八方皆来朝贺”就渐渐变成崭新的占据主导的一种叙说表述。有一些专家学人甚至倡导摒弃取消“世界观”这种说法，重新回归使用“天下观”，声称“天下观”着重突出体现中国处于中央位置且周边各方前来朝拜这样的含义，更加契合适合中国朝着大国地位攀升兴起的那种情形定位。然而每一次表现出很得意很振奋这一情绪的时候，必然得回想忆起过去历经苦难的情境以作对比，回想起往昔众人所称呼的“身体嬴弱不堪在东亚的病患之人”这种令人难受的经历。所说的“东亚病夫”它所涵盖的意义可不单单只是讲身体方面呈现出十分瘦弱憔悴的样子，更加是意味着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思想方向上都仅仅势孤力单势单力薄这一状况。仅仅将中国问题简单地等同于身体方面的问题，并且还是那种经由举国体制挑选出的极少数身体的问题，进而避开了政治、文化及其思想方面的问题，像这样的思路自身就是极为片面的意思。所以呢，在近几年来，举国体制也已然开始遭受各种各样的批评来了，“金牌大国”以及“体育小国”这种不正常的发展已然成了众人指责攻击的关键目标了。
2、失落东北的现代隐喻：从旧日国企工人到今日城市精英
3月17日，作家贾行家于《一席》发表演讲。该演讲名为《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其依据自身及身边人亲身经历，讲述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北国企改制起，被“下岗潮”改写的城市景观，以及一代人的命运，进而再一次引发公众对东北失落的讨论 。
东北在全国总面积里所占比例为七分之一，可是近些年来，经济方面数据以及人口方面数据始终处于萎缩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东北有着很不错的运气，因政治、外交、军事、资源等多种因素，国家最为重要的企业跟大学都在东北落了户，大量工厂于黑土地上纷纷建起，形成了城市的主要框架，工厂具备自身的教育体系、医院、公安局、报纸以及电视台，差不多能够行使自治的权力。对于工人们而言，工厂宛如情比金坚的恋人，向他们作出诸多关乎生养死葬的诺言，在大国企里阖家一同上班，便是最为体面的生活。这种观念并非仅与工厂那种超乎想象的高福利待遇有关联，它同样源于整个东北以体制以及权力为核心的价值观。
贾行家表明，直至今时今日，仍存在诸多工人，对于国企改革未有一个完备达 概念，不明白自九十年代起始，那般如乌托邦一样的时日为何就终结了，离去再无归来之时。“他们不息在内心强化一套三段论的逻辑规程：首要，我务必持续生存；其次，缺少工厂我将无法存活；最后，工厂理应使我得以存活。”。更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这场学有模糊的改制当中，诸多领导竟神奇地发家了，工厂经过三番两次的改变，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一些规模更大的国企，借助运作实现了海外上市，不再是全民所有，甚至连属于他们的那份也没有了。
电影《钢的琴》中的下岗工人
那些进行改制的年份里，多数工人深深陷入一种不存在结果的抗争之中，在漫长的等待以及申诉的交替情形下，最终选择了放弃，原因是还要维持生计，集体的愤懑渐渐分化成一个个个体的困境。直至如今，东北并未发展出充足的替代产业，用以吸纳这一部分就业人员，摆在这些老工人面前的生存之路极少，也许是当年那个“没有工厂我便活不下去”的逻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即便不怕吃苦受累，他们当中创业成功的人也着实寥寥无几。
贾行家于演讲里提及，国家以及社会针对安置下岗人员付出了一定努力，然而因受东北整体环境的限制，成效并不显著，“其仅有的作用便是告知这些人，你是何等的无能，何等的无助，何等的没有资格”。针对这些老工人，存在着一种争论，一种说法是，他们把自身最为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了工厂，然而工厂却背离了当初许下的诺言，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是那个时代受益的人群，他们曾经所享受到的幸福与安定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拥有的，并且即便在下岗之后，他们也远远算不上是最为贫困的群体，更何况国企改革是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
在一席演讲临近结尾处，贾行家作出一项对比，把当年的东北工人和当下大城市里的精英相进行摆并：这两类人，有的曾经坚信，有的正在笃信，自己具备资本，拥有智慧，且有能力，绝对配得上自身所拥有的生活，永远都不会沦为输家；他们认定这个世界已然算得上足够合理，任何失败者并非是因为愚蠢。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精英难道就意味着稳定吗？“我们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再度置身于这样一个转折跟前。”。处于这般转折当中，有那么一些人必定会被推送至风口，推送至浪尖；有一些人会被送往水底，甚至在石头那儿撞得粉碎。 这一回失落的不清楚会是谁。”。
电影《白日焰火》中凋敝的东北
在澎湃思想市场之中，转载了学者张高所撰写的《也谈东北：什么样的“失落”》这么一篇文章，此文章是作为针对贾行家演讲内容的补充以及回应而存在的。张高指出，国企工人到底是不是城市里所称的“精英”呢？答案表现为，是这种情况，然而又并非完全如此这般。说“是”存在这样的因由：和生活于逼仄市中心老宅里面的平民相互比较而言，那些可享受一家一户居住形式、封闭社区环境、企业所给予福利以及配套生活设施的国企工人，的确是在同一时期国内生活条件最为优越的群体范畴之中的，不管是从政治地位这一方面来讲，还是从社会评价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更受他人尊重的 。虽讲他们身为工业城市体制中坚，然而跟机关单位家属大院里的人比，差距颇大，且难以将其视作同质化群体，各个工厂之间待遇不同，工厂内部各个级别之间待遇也大不一样 。 说“不是”乃因如此 。
可是，就双方于各自历史阶段里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发挥的功用来讲，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在职员工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白领工作人员，确实是最相贴近的社会群体类别，他们还代表了普通城市居住者达成社会阶层向上提升的最广阔途径载体。除此之外，双方为了减轻焦急情绪所付出的努力也颇为相近似：对于封闭工业系统下的子承父业状况，国企在职员工甘愿通过托人情、找关系的方式来达成；对于子女在市场经济竞争起始阶段不落后于人，白领工作人员在课外辅导班和学区房屋方面毫不吝啬投入自己的资金。而跟国企神话的结局相像，无法避免的经济周期，以及社会力量和民间话语权的双重弱小，好像也正慢慢戳破中产的神话。
更加关键的是，在国企中职业发展路径被计划经济束缚的工人，极少会具备刘欢歌曲里那种“从头再来”的心境，大部分工人首先体会到的是背叛，接着是遭受到已然扭曲的商业浪潮施加的挤压，而权力肆意进行寻租的地点绝不是那种“从头再来”的创业孵化的工具，最后是个人陷入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原因在于最终发觉自己已然丧失掉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原本所能用来锻炼能力进而却业已失去不见的时间。
东北的确已然失落了。回顾东北失落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对当下起到警示作用。历史绝不会简单地重复，然而惊人相似的局面却屡屡出现。在当今，城市里的白领、中产乃至精英，因自身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满心志得意满之时，总会有那么一种力量，或者仅仅是一项政策，就能让他们体会到突如其来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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