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前行！中国职业足球30年管办分离之路探索？
1月23日，北京时间下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即中足联，举行首届会员大会的首次会议，此举标志着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足球职业化自1994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如今看来，或许真的要实行“管办分离”了。
在这30年的时间，中国足球“管办分离”都经历了什么？
（一）
中国足球对于“管办分离”的探讨，最早能够上溯到1989年，彼时中国足协曾经提议实施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中国足协具备自主权，其管辖的各地方足协及足球队，对于足协的决策和方针，具备全面的介入权、投票权、评议权等核心权力。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是中国足球迈向职业化道路的转折点，会议期间制定了四项关键举措。
1.中国足协加快实体化进程，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地方足协正逐步转变为独立运营机构，对各地足球活动进行集中指挥和统筹安排，确保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3.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
4.为促进俱乐部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要增设俱乐部赛制。
这是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初始形态，然而，直至2003赛季甲A时代终结，相关的改革尝试均未取得预期成效，部分改革构想甚至从未真正实施。
“管办分离”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已经到了2004年。
甲A联赛后来转变为中超联赛，不过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至今依然职责混淆，实际上是同一批工作人员，却挂着两个不同的名目。
足协很少从出资者的立场出发思考，由于行政过多插手，造成出资者与足协之间冲突不断，职业足球机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维护。
（二）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与北京现代进行主场对决，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时，主裁判周伟新判罚了一个点球，这一决定激起了北京现代的激烈反对，随后球队拒绝继续比赛，并进行了抗议活动。
赛事在暂停了十二分二十八秒之后，周伟新宣告活动终止，这一场“罢赛风波”促使中国足球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
北京现代停止比赛的第二日，大连实德老板徐明立刻给北京拨打了两个电话，一个联系了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另一个联系了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名誉董事长罗宁。
十月四日，北京国安举行公开会议，俱乐部主管杨祖武强烈指责了裁判执法不公的现象。
境外非法博彩组织负责中超赛事的投注，并与国内地下团伙联手运作，导致球员、裁判、俱乐部职员乃至政府官员均卷入赌球活动，使得整个联赛丧失了公平性。
十月十四日，中国足协决定对北京国安实施处罚，罚款金额为三十万元人民币，认定北京现代队在该场比赛中比分为零比三，同时扣除北京国安三积分。
北京国安在夜间组织了会议讨论，徐明特地赶赴现场，以表明他对北京国安的鼓励。
北京国安就处罚事宜进行了申诉，同时声称，倘若足协不取消该处罚，北京国安会选择离开中超联赛。
有媒体人当面对徐明进行询问，内容是关于北京国安如果选择离开联赛，大连实德是否会协助处理国安的球员安排问题
徐明回应道：倘若国安队撤出，希望各位伸出援手，同时务必联络并协调大连方面的球员安排。
紧接着，由大连实德老板徐明出面倡导，北京国安、上海中远、青岛颐中、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大连实德以及辽宁队共同成立了“G7联盟”，一致向中国足球管理机构递交了关于“政府与企业职能分离、管理权与运营权分开”的改革倡议，主张建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这一事件被称作“G7革命”。
十月二十四日，大连实德在主场迎战沈阳金德，由于对裁判的决定表示不满，大连实德最终选择中止比赛，该赛事被视为“G7联盟”的又一次施压行动，同时将“G7革命”推向了顶点。
G7联盟公然进行挑衅，中国足协的主要负责人阎世铎感到束手无策，南勇建议足协与地方体育管理机构合作，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批准，运用强硬手段压制G7联盟。
10月26日，中国足协与投资人举行了会议，得益于北京市、上海市等众多省市体育局局长的协助，中国足协立刻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极高的层面，没想到G7联盟面对这种情况很快就崩溃了。
中国足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对大连实德处以三十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其次判定大连实德队以零比三的比分失利，另外还将其积分减去六分。
接着足协发布了《提升中超联赛水平，严厉惩处拒绝比赛的俱乐部》的文件，清楚说明“任何俱乐部若再次拒绝比赛，必定会被降级”。
G7联盟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足球变革，最终在中国足协的强硬措施影响下彻底失败。
后来，“G7联盟”也想要搞“二次变革”，可最后还是没形成什么大波澜。
当然，“G7革命”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2005年1月，中超公司宣告成立，这一成立是基于徐明先前构想的“中足联公司”。公司初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中国足协作为主要股东，其持股比例达到36%，其余股份由联赛中的各俱乐部平分，每家俱乐部持有4%。
2005年2月，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决定辞职，被调往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担任局长及党委副书记，同时被解除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党委书记的职务。
虽然足协依旧掌握大权，但中超公司的成立也算是一次进步。
（三）
二零一零年足球界开展整治行动，韦迪取代南勇，担当起足球管理机构核心职位，成为国内足球领域的最高负责人。
韦迪任职期间三年，曾作为中国足协代表，于电视上向全国球迷致歉，同时提出了诸多改革构想，诸如让国奥队参加中甲联赛，实施七名外援政策，推行集体海外留洋计划等。
假如必须评判的话，可以说韦迪确实希望振兴咱们国家的足球事业，不过他设想的实施难度和长远效果都不理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二零一二年三月，韦迪隆重推行机构与运营分离政策，并公布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理机构与运营机构分离改革方案（试行版）》。
此次改革计划仅限于中国足协的内部部门重组，并未触及管理权与运营权分离的核心问题，更无实质性的进展，结果最终不了了之。
只能算是韦迪为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做了一点铺垫。
到了2014年，中国足协“管办分离”才迈出了第一步。
2014年初始的足代会上，足协的常务副主席张剑公布了一份工作相关的文件，文件内容涉及“中国足球将推动管理跟运作分开的改革。”
在这次足球代表会议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表达了看法，认为管理事务与运营应该分开，这是足球领域变革的主要方向。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负责人马成全公开发布信息，说明中超联赛、中超预备队联赛与中超精英梯队联赛，其原先归执行局负责的业务，自二零一五赛季起将转由中超公司负责运营。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举行，会议研究并批准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这项革新计划并非由中国足协发起和推进的，然而它确实是中国足球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总体方案》发布之后，国务院在3月23日决定成立一个由17个部门及单位构成的联席会议，专门负责推动《总体方案》的落实，同时处理足球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关键事务和棘手难题。
八月，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颁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规定中国足协须与体育总局分离，取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界定中国足协的团体法人属性，此外还就中国足协的人员管理权、资产所有权、对外交往权等事项提出了规范与指导。
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宣告终止，这表明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实现分离，转变为自主运营的社会组织。
中国足协接着开展了一系列重组推动事务，管办分离逐步转为了实际行动。
（四）
“管办分离”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
关于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早在2016年2月就提出来了。
蔡振华担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期间，在《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发布一周年时举行座谈会，他谈到，2016年岁末，相关部门便着手筹备成立一个拥有独立法律身份的职业联赛管理组织，具体名称为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由于中国足协与俱乐部，在规章制度、运营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部分核心内容，双方均不肯妥协，直至2019年，中国职业足球联盟这一称谓，才再度被提及。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时分，中国足协就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筹备事宜举行新闻发布活动，时任足协秘书长刘奕，对此进行了说明，介绍了职业联盟组建的具体情形。
中国足球职业联盟预计十一月终结审批流程，并于岁末正式宣告成立,足协将移交中超的管理权,仅保留对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不再介入职业联盟的常规运作。
此外，中国足协计划从中超企业中撤出股份，使职业组织在人员管理、资金运作等层面获得充分自主权。
可是，中国足协表面上已经不再直接参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管理和运作，然而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也没有按计划成立，相反出现了一个叫做“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筹备组”的不明组织。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神秘机构呢？因为这个机构算是相当神秘了。
这个机构的成立时间是什么时候？它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无论是中国足协的官方网站，还是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的官方网站，都没有提供关于这个机构的任何信息。
通过在线查找相关词语，我大致梳理出了“中足联筹备组”的发展历程。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足协完成人事调整，随后与中国超級足球聯賽各俱樂部進行溝通，最終中國足球協會主導建立了職業聯盟準備委員會。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出资人是张力,担任工作组负责人;该小组还吸纳了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的副董事长黄盛华,河南建业俱乐部的董事杨楠,大连一方俱乐部的负责人张霖,以及山东鲁能俱乐部的行政主管孙华作为成员。
2019年岁末，由于成立独立社团法人单位的流程颇为繁琐，职业联盟的组建时间从当年底推迟到了2020年新春之后。
中足联筹备团队于2020年元旦之后着手进行职业联赛的相关准备，并介入了当年中超联赛各个承办城市的评估事宜。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广州富力投资人张力在向媒体发表谈话时透露，职业联盟的准备工作目前停滞不前，投资人正静候相关机构的后续指示。
张力表示：是有人不愿放权导致筹备工作举步维艰。
二零二一年一月，中国足球联合筹备机构接过了国内职业联赛的诸多事务，负责了三级联赛的区划选定、比赛日程规划以及各项商业活动，同时设立了专门的裁判管理机构。
也就是说，自2021年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运营和管理工作完全由中足联筹备组负责了。
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人士在上海举行会议，会议上正式公布了中足联筹备机构的人员构成，史强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刘军担任该机构的副负责人，他之前担任过江苏俱乐部的管理者，还曾负责过亚洲杯中国的组织工作
根据与会者全体投票结果，李明来自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吴晓晖来自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李君来自河北足球俱乐部，代纪玲来自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黄盛华来自广州城足球俱乐部，付强来自昆山足球俱乐部，姚夏来自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吴海乐来自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贾蕾仕来自广西平果哈嘹足球俱乐部，王超来自陕西俑士超越足球俱乐部，他们当选为中足联筹备组的俱乐部代表。
此后，关于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何时成立，就很少有人再提及。
二零二三年，在中国足协主要领导刘奕、陈戌源、杜兆才等人接受审查之后，职业足球联赛的组建工作变得非常缓慢，目前来看还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
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足协举办的2023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媒体沟通活动上，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兼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表明，广受社会各层面关注的职业联盟的正式组建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中，不过现阶段尚未公布确切的启动时间安排。
8月29日，一位足球记者透露，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兼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遭到调查，足协内部已经宣布此事。
中超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总共6任董事长，均已涉案。
2024年，中国足球进入调整阶段，不论过程顺遂与否、民众反响如何，先前存在诸多争议且发展缓慢的部分仍在继续，自然涵盖“管办分离”这一举措。
2024年6月29日，足球界人士李璇透露，前中足联筹备小组负责人史强现已离开中国足协，目前，该小组原先的三位关键负责人中，刘军正接受审查，郭炳颜与史强皆已调任他处。
据新闻报道，天津市前体育主管李克敏，国庆假期后去了中足联筹备部门，协助筹备新的职业联赛管理机构。
12月19日，于“三级职业联赛工作会议”，李克敏首度以中足联筹备组负责人身份，与足协领导共赴现场，会议表明中足联即将组建。
2025年1月9日，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足协主席宋凯再次着重指出，务必依照既定时限，于1月底组建中足联。
2025年1月23日，当天下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也就是中足联，在北京举行了它的首届会员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并且中足联正式宣布成立。
（五）
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演变过程和当前状况就是如此，球迷们期待已久的“管办分离”终于即将实现。
中国足球职业化会迎来春天吗？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为达成行政与业务分离的目标，已经持续努力了三十个年头。
简而言之，所谓“管办分离”，其核心在于实现职业联赛的“去行政化”，将权力移交给中足联，从而赋予中国职业俱乐部更大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其更有效地开发并提升中国足球的市场价值，促使中国职业足球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足球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进步的根基，是中国足球产业体系的起点，职业联赛发展顺利，国家队实力才能提升，足球相关产业才能兴旺。
中国职业足球的“管办分离”具体会产生怎样影响尚无定论，但这一改革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必然选择。
希望中国足球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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