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举行的中超比赛，大连人在主场与上海海港踢成平局，大连队的一次明显犯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都罕见地选择了不判罚。
显而易见，持续发酵一周的泰山海港争议事件，给中超裁判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仿佛身负重担在施展技艺。
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作为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的王哲裁判，并未出席中超第15轮的赛事现场。
普遍的观点是，王哲已经遭遇内部停哨处罚。
王哲的梅开二度成为焦点，由此引发出疑问，中国足球为何屡屡出现误判，裁判工作为何不能公正执行？
一，48岁的王哲，确实是处于一个尴尬而危险的年龄。
没有人注意到，现在千夫所指的裁判王哲已经48岁。
依照国际足联章程，年满四十五周岁的裁判员无法参与国际赛事的判罚工作，毕竟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身体素质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
由于本地资深裁判数量不足，本年度的国内顶级足球赛事里，选用了马某、石某、黑某以及王某这四位年长于规定年龄的裁判来执裁比赛。
我认为王哲很可能是因为两次在山东泰山执法时出现脱岗情况，最终被取消执法资格。
而上一位因为山东泰山挂哨的裁判是边裁詹炜。
2015年中超联赛山东鲁能客场挑战贵州人和的比赛中，因对边裁判詹炜判罚结果不满，双方在赛后爆发激烈矛盾，冲突导致鲁能主教练库卡眼部受伤，最终他遭到停赛七个月的处罚，并因此离开了国内联赛。
而连送争议判罚的边裁詹炜被停哨一年。
已经45岁的詹炜此时距离挂哨，只剩下六个月。
詹炜猛地扔掉旗帜，大声喊出“不干了”，并且和球员们争论谁对谁错，这一幕让我们对足球裁判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
詹炜确实才能不足品格欠佳性情暴躁，但是足球裁判的45岁，其实是比职场人士的59岁更加凶险的年纪。
更何况王哲已经是48岁的超龄。
二，为什么中国足球裁判的老龄化严重。
中国足球裁判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足球裁判的选拔机制僵硬。
第二，裁判的入行普遍偏晚。
从初级考起，到国家级最快也已经三十岁。
国际上通常在二十岁之前就着手裁判员的选拔和训练，等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会从众多涌现出来的候选人里挑选出最优秀的进行重点培养。
于是不论是基数，还是质量，中国的足球裁判培养全面落后。
中国足球裁判也需要从娃娃抓起。
中国的裁判，由于起始阶段普遍比国际水平低上十年，他们的职业最佳状态出现得晚很多，而且整个职业生涯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审视一下年轻国际级裁判沈寅豪在执裁过程中多次超出规定时间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就能明白中国足球裁判体系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各行各业都存在杰出人才，裁判也不例外，而诸如高考之类的层层选拔机制，本质上就是为了发掘这些非凡之人。
从另一角度来看，违背自然法则的强行超越，其实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急速冒进，由于急于求成，最终会导致天资出众者沦为新的反面教材。
英语交流能力是中国足球领域国际级裁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表明当前的裁判员培养机制必须进行革新。
当前国内国家级足球裁判数量充足，但国际级裁判却十分稀缺，主要症结在于后者必须满足英语口语能力这一硬性标准，仅凭这一点就让众多知名体育院校的毕业生望而却步。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亟需革新足球裁判的遴选与注册机制，应面向整个社会而非局限于体育类院校。
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居然没有英语口语达到国际足联考试标准的裁判，这简直是对中国英语教学水平的嘲讽。
而CBA裁判叶楠的突然加入山东男篮一队，以及体测中的舞弊行为，揭示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操纵，损害了我国体育的关键环节，也波及了裁判群体。
如今还有人重提创办中国足球裁判学院，可见北京体育大学垄断中国体育裁判的圈子，对体育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一旦清华北大占据了全国出色的篮球人才来源，又把大学联赛当作自己的展示平台，就能明白体育特殊招生对教育体系造成的损害。
依据那些凭借打破常规获得成功的群体来遴选的裁判，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品德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阶段，必须深入思考的是，为何草本顽强的生命力，即便遭遇烈火焚烧，也能在春风吹拂下迅速复苏。
上赛季裁判对新规的过度执行，导致CBA禁止比赛转播时评论裁判的表现。
中国式体育管理的掩耳盗铃再次大发雌威。
如今中超判罚屡屡出现失误，使人质疑足协究竟是在寻求专业裁判，还是更看重其社交手腕。
裁判是公众人物，理应接受评价，毕竟我们对法官的期待，同样适用于足球裁判。
说实话，在中国足球一片混乱的背景下，中国裁判的素养也算是恰到好处。
然而在到处都是奶哨粉哨歪哨官哨的中超联赛中，这些哨子手们所面临的，未必一直会是顺风顺水。
因为当劣币驱逐良币，监管者足协缺位，更高监管者必将出场。
因为裁判这样搞，输家只有中国足球。
足球是民众情绪的宣泄口，但是所有人也不希望一切失控。
一场迅猛的足球反腐行动，由于中国足球裁判们惶惶不可终日的表现异常，反而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心怀鬼胎的涉事人员。
野火虽能焚烧一切，春风仍可催生万物，不过每一代人的更迭，都意味着新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