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场上的飞盘足球矛盾能否找到出路

近期，围绕足球与飞盘的场地的争夺之事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自去年全国多个地方兴起“飞盘热”以后，众多城市的足球场地之上出现了飞盘的踪迹，前些日子，全国飞盘联赛还明确表示比赛将会于足球场展开，这使得诸多喜爱足球却一场都很难求得的人觉得“很是受伤”。

飞盘难道真的是占据了足球的那块场地吗，这个话题同几年之前探讨广场舞与篮球争抢场地的情况一模一样，这种见解本身就携带着“傲慢与偏见”，足球有着“世界第一运动”的美好声誉，飞盘也彰显出了“盘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运动精神，二者不存在高低差别，更何况在国际范围之内，飞盘项目已然在努力争取被纳入2028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发展这项运动的价值以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公共场地依照利用率至上的原则，人数众多的活动拥有优先使用的权利。要是属于商业化场地，其使用归属市场行为。据部分球场运营商表明，足球球队通常于固定时间包下场地，飞盘订场的时间更为灵活为此，从某种层面论述，飞盘运动并非抢占场地，而是反倒使足球场地资源得以“盘活”。

我国运动场地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飞盘与足球的场地之争体现了出来。依据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公布的全国体育场地统计数据，到2019年底时，全国有354.44万个体育场地，其中足球场地有10.53万个，在三大球类运动里是场地数量最少的。飞盘运动对场地有要求，需要场地平整、宽敞且柔软，这使得本就稀缺的足球场又增添了一群竞争者。场地设施是开展运动所必备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要想化解飞盘与足球的场地矛盾，关键在于解决城市运动场地短缺这个问题。

首先，要进行统筹谋划，做到超前布局，以此来破解场地供给不足的问题。飞盘运动才刚刚兴起，需求就陡然增多了，然而场地可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我们现今所见到的绿茵场，大部分都是几年前城市规划所产生的结果。虽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鼓励在城市绿地、闲置地等区域建设足球场，可是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规又明确禁止擅自改变城市规划用地的用途。建设足球场应当提前做好规划布局，防止陷入“违规建筑”的尴尬境地。园林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同去破解城市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项目所面临的，诸如“周期长”，还有“协同差”这样的难题。

其次，深入挖掘资源，依据不同地域特点，解决场地布局不佳的问题。在荷兰、日本等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楼顶球场已有现有范例，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能够借鉴先进经验。广东深圳为解决城市空间不足的问题，充分运用闲置资源，在污水处理厂上方建造了以足球为主题的福田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下一步，城市能够充分利用社区周边空闲地、公园绿地、河滩地、路桥附属用地等“边边角角”，结合实际情形灵活建设场地。此外，在进行建设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不同群体所具有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为各类人群提供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的场地设施。

实际上，足球局难以抢到场地存在另外一个缘由，那便是飞盘入门难度较低，所覆盖的人群范围广泛，于组局层面更为灵活，所以飞盘俱乐部在商业化运作方面也更为积极。可是足球爱好者里却存在许多零散之人，因苦于寻觅不到“组织”而只能“抱着足球发出无奈叹息”。我国民间的足球俱乐部、社团需要持续提升服务水准，以使足球爱好者有机会结识新的球队、拓展朋友圈子，这同样是推动足球产业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姜天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