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足球：从政治鸦片蜕变，成为凡人心中的圣殿？
足球已然成为通向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公共空间的途径，最早的那一批体育场有着欧洲印记以及精英趣味的特征，步入20世纪，大型体育馆的出发点是满足欧洲移民精英的现代性想象与其进行社会排斥的需求，可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关键因素。从“失去的十年”里象征民族主义的“政治鸦片”，再到90年代以来足球再度回归“凡人的殿堂”，巴西足球历经了复杂的历史进程。
看穷孩子踢野球，拉美旅行的人文景象之一，黢黑破旧的足球嘭然撞在殖民风格旧墙上，黑孩子肆意嬉笑呼喊，全然罔顾金发的游客慌乱躲避或者侵犯式近身拍，偶尔只见足球弹跳着跃下贫民窟台阶，闯入车流滚滚公路，总有个身形瘦小的男孩儿紧追其后，翻越栏杆去捡球，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游戏 。知觉敏锐的观察者清楚得知自己碰到了贫困难题，然而说不定他也能够领会，在这一连串弹跳、腾跃当中，多多少少显露出城市运动的节奏规律，留出了一条让外来者得以了解拉美公共空间的通道入口。
拉丁美洲城市里，占据核心位置的公共空间，球场与广场是一样的。确实，如历史学家所说，1894年6月9日，二代英国移民查尔斯·米勒从英伦回巴西，怀抱足球，肩扛球鞋，踏上圣保罗海岸，才把这项运动正式介绍到巴西。但事实上，玛雅、阿兹特克、托尔特克文化的废墟上，宽阔肃穆的球场遗迹都能被看到。玛雅人的球赛有宗教性质，一些人类学家觉得，获胜球队会自愿牺牲，把生命供奉给渴血的主神，队员们由此奋力争球。可以说，无论在前哥伦布时期还是现代，球场都是拉美人的圣殿。
殖民时代，西班牙人的市政建筑常常叠压于旧有的公共空间之上，羽蛇或太阳神的庙堂基座上，天主教建筑耸立起来，中央广场周边，市政厅或总督府作为辅助。广场、市场和教堂是殖民时期帝国商业、社会和军事网络的锚地，然而同时，它们也是暴力冲突与民众抵抗的场所，1968年墨西哥“三文化广场”事件、阿根廷五月广场上的母亲，都是人们熟知的例证。拉美政治精英关注控制公共空间，基于此考虑，20世纪初拉美超级大都市像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都面临城市空间改造，精英群体要按欧美城市现代性样板重新定义城市形式与功能，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约等大城市开始修建体育馆，这一新公共空间起初为满足欧洲移民精英现代性想象和社会排斥需要，随后却意外成为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
那一批拉美各国最早出现的体育场，都自然而然地带有欧洲印记以及精英趣味，它们无疑属于某种公众空间，然而却仅仅面向有限的精英公众开放，在巴西，20世纪初期的足球俱乐部活动，都是由那些不需要劳作的英国男孩们组织的，踢足球是为了展现他们的英国认同，比如1902年的里约板球俱乐部，为了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而举办了友谊赛，1904年，依照马球比赛规格，里约建造了第一座足球场，有着十足的移民精英味道。然而，就在同一年，由巴西本土精英所组成的球队，击败了英国人的俱乐部，之后，本土足球爱好者于里约组建了自身的俱乐部。到了1906年，里约存在着三十家足球俱乐部。在城市扩张以及人口激增的20世纪初，足球爱好从英国人的圈子里溢出，这并非稀奇之事，但是，为何它成为了巴西人的身份标志呢？
1888年巴西方才迟迟废除奴隶制，为此巴西人被历史运势选中了足球，这时大批起初为非洲裔的巴西人初得 ，他们脱离了种植园经济，背上简单的行囊，从贫瘠的东北部，像巴伊亚、伯南布哥，迁往富裕的东南港口城市；近乎同一时间，大批来自旧大陆的底层移民，像意大利人、波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等，纷纷抵达“未来之国”，1900年巴西人口仅有一千七百万，然而到了1920年就已剧增至三千万
足球朝着底层地方的迅速普及实际上主要是源自于在此之前呢巴西缺少那种有组织的劳工阶级体育文化，什么巴西战舞或者桑巴呀，在游戏系统性以及参与规模方面通通是没办法和足球相比较的。移民工人还有城市平民是在精英俱乐部围墙外面去观看、去效仿这一种新潮的游戏，很快呀，他们就在街边、就在工厂仓库、就在贫民窟空地上踢起那瓜果或者报纸球了。另一方面呢，1889年新近宣告成立的巴西共和国政府，面对着膨胀起来的新兴之国，急切需要重新去构想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多元且混杂的，处于混血移民状态的社会，急切需要他者来通过反身的方式对自身进行定义。在1908年的时候，有几支属于英国的足球队前往里约去进行比赛，与此同时，来自阿根廷的巡回球队也正好在那个时刻出现在了巴西。里约当地最好的几家足球俱乐部所拥有的球队进行迎战，然而最终输掉了在1908年至1910年这个时间段内的所有比赛。能够想象得到，在今天的巴西球场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非常狂热的那种氛围，在当时其实正在慢慢地进行酝酿工作，比赛结束以后出现的球迷骚乱情况成为了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尤其在某一天，那时还没有代表国家的巴西队的巴西人，以0 - 7的成绩输给了劳师袭远而来的阿根廷球队，于是男人们在酒馆里醉骂，街角发生了殴斗，警察出动去弹压闹事者，不满迅速汇成了“复仇”的呼声，还有什么比打击英国和阿根廷“他者”的对抗性游戏更能唤起民族精神，更利于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呢，足球原本携带的精英色彩和社会排斥功能迅速让位于巴西民族主义和“种族民主”话语。
历史上，我们会多次目睹球场服务于国家话语，1940至50年代，拉美大都会建造了许多大型体育馆，当中一些场馆座位数超越所在城镇人口。现代主义建筑趣味与政治家热情，致使巴西于1970年代营建了全世界十所最大体育馆里的八座。而场址选择和拉美的庇护主义政治传统相关：政治家为自己选区修筑大型体育设施堪称对私人效忠的回馈与扶持。有不少以政治强人来命名的拉美大型体育馆，在巴西塞阿拉州，存在着瓦加斯总统体育馆，于阿根廷首都南郊，有着庇隆总统体育馆。
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后，军事独裁兴起，南美许多国家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在此这个时间段里，巴西和南锥体国家的城市空间日益越发变得紧张起来。一方面来讲，威权主义军政府期望人们沉溺耽于游戏玩乐，国家队在球场为国家争取光荣事迹则是能为现政府赢得使政权被认可的合法地位；在民间，足球早就被看作看成是穷孩子的上升阶级的途径阶梯，出身卑微低下的加林查就是常常被引用征引来作为例子的案例。假设如果说体育是一种现代宗教，那么有时候巴西足球确实真的像是新型的政治麻醉毒品。难怪，60年代时，某些巴西左翼知识分子觉得，足球，作为一项大众娱乐，只会转移民众的能量和激情，这些能量和激情是民众在每日生活挫败之后所拥有的，进而阻碍了进一步社会行动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拉美人聚集在一个社会空间里，这多少会给游戏规则制定者带来麻烦。在“失去的十年”，因为传统公共空间匮乏，阿根廷、巴西的球场骚乱越来越多，警察与球迷之间的冲突成了常态。就体育馆跟威权政府的合谋而言，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是最有名的：在19乃百乃七十乃三年智利政变刚开始的时候，国家体育馆被改造成了临时用来关押、虐杀政治犯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当下那些倡导智利模式，贬低委内瑞拉经验的人大多都不愿意去提及。体育馆的别样用途实际上并不跟它的本质相违背，体育场馆在创立开始的时候，它的最初想法并不是供身体能够自由舒展的场地，而是用来管制、规范身体的空间，只是人们一直在不断挑战加诸在身体上的限制。
在回归了民主且进入到新自由主义的1990年代以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再次对城市空间进行改造，随着汽车变得普及，中产级以上的社会阶层撤离传统公共空间，过上了局限于“从楼到楼”之内的私人生活，封闭社区以及超级大卖场开始兴起，广场和街道则被留给了底层民众，唯有外国背包客会在历史老城区徘徊，卫星电视转播致使球赛观看率得以提升，体育馆的真正“上座率”却反而随之降低，不过，广场、教堂、公园与球场依旧是拉美社会共同体用以表达观点意识的重要空间。围绕2014年世界杯的抗议活动、围绕球场改造的抗议活动，流露了某种色彩，某种恢复大众体育活动之“大众性”的色彩。自1992年之後巴西在科洛尔政府之后，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对于此，罗塞夫总统也不得不赞许，赞许“抗议活动显示了巴西民主的活力、街头呼声的力量”。足球在抗拒改造，抗拒从上至上的改造，城市也在抗拒改造，抗拒从上至上的改造，足球与城市不断蚀坏着精英确立的规矩，转而将其为普通人所用，这或许就是拉美人创造力的表现。
魏然，是北京人，其本科在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毕业，博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毕业，获得文学博士，现今在拉丁美洲研究所综合理论室供职，担任助理研究员，所从事的是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西语文学以及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还先后于2007年在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2008年在德国古腾堡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也曾在美国杜克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翻译包含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包含比奥伊·卡萨雷斯所著的《俄罗斯套娃》，包含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所著的《政治学的邀请》等等。